陈云“唯实是求”，三次被迫“靠边站”
陈云秉持“唯实是求”的原则，与毛主席的见解时有分歧，因此曾三次遭遇“靠边站”的境遇。
1978年秋季，陈云于杭州休憩。某日清晨，他与夫人于若木漫步于玉泉公园，目睹公园茶室的女服务员正在核对茶水之账目。陈云遂步入茶室，主动提出协助那位服务员计算账目。只见他手法敏捷，珠算如流，不久便将账目准确无误地计算完毕。
店员对陈云的面孔感到陌生，不禁好奇地赞叹：“您的珠算技艺真是高超！看来您以前是位资深会计？”
随行的工作人员捕捉到了陈云认真打算盘的画面。
1981年伊始，我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目睹此幅影像，不禁感慨万千，遂挥毫泼墨，赋诗一首：
求实珠归。
比加减乘除。
筹谋决胜。
谋深国倚。
此诗生动描绘了陈云对新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精心谋划与深思熟虑。
陈云、于若木夫妇
在杭州“算计一番”的短短数月光景之后，陈云再度披挂上阵，肩负起掌控国民经济大局的“大算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陈云重返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次年三月，他受命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度肩负起主持财经工作的重任。一上任，他便为我国经济工作的全局谋篇布局，精心算出了“一盘大棋”。
陈云始终秉持全局观念，不拘泥于一时得失，且拥有坚定不移的组织纪律意识。在建国前夕，中央决定委以他财经重任，尽管这项工作充满挑战与压力，但也为他提供了展示财经才华的广阔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同志再度委以重任，任命陈云同志负责全国财经事务。然而，由于在意见上与毛泽东同志存在分歧，陈云同志先后遭遇了三次“靠边站”的经历。
1954年，毛泽东与陈云于北戴河。
初尝“靠边”滋味：毛泽东追求迅猛发展，而陈云则秉持“反冒进”的立场。
陈云在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展现的卓越才能，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在建国前夕决定由他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与陈云作为两位杰出的“少壮派”领导人，备受瞩目。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于大会召开前夕举行之际，陈云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被提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同时，邓小平也被提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在会议中，陈云与邓小平均表示愿意谦让。
毛泽东赞邓小平后，评陈云曰：
谈及陈云同志，他的态度不过是表达出“不行”或“不顺”。然而，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人。他公正无私、能力出众，行事稳重可靠，且在看待问题时独具慧眼。尽管他表面上平和谦逊，但他的洞察力却十分敏锐，总能直击问题的核心。因此，我认为陈云同志是一位能够胜任其职的人选。
1955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表示不满，批评部分干部如同“小脚女人”般行动迟缓。自此，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步伐显著加快，各项建设指标大幅提升。
“当前马儿奔跑过于迅猛，若是继续如此，未来两年乃至更久，危险将愈发加剧。明年必须缩减投资规模……凡是不宜推进的项目，坚决不予启动。对于某些问题，若把握不足，宁可选择稳妥，放慢步伐。”他鲜明地指出：“实事求是并非胆怯畏缩。”
陈云倡导“反冒进”，而毛泽东则强调速度。因此，在陈云着手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猛然向他席卷而来……
1957年9月20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公开发表了对“反冒进”的批评意见。
“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岁末之际，他对“反冒进”的立场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批判。
“个别同志患上了‘右倾保守’的顽疾，如同蜗牛般行动迟缓”；“甚至有人宣称，宁可选择保守的失误，也不愿承受冒进的后果。”
尽管毛泽东未直接点明，但这无疑给正于病榻休养的陈云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此次批评，主要针对陈云同志”。
经过一个月的沉淀，毛泽东对“反冒进”运动仍耿耿于怀。他尖锐地批评与会者陈云道：“经济事务均需陈云签署同意，这等于是对我实施封锁。”批评之余，他还发出警告：“那些推行‘反冒进’的人，与‘右派’的距离或许只有五十米之遥。”
毛泽东的言辞分量极重，令陈云听后如芒在背。面对无奈，陈云只得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在“反冒进”运动中，对于财经工作的失误负有首要责任。
因此，毛泽东亲自担纲领导经济工作，而由陈云带领的中央财经小组则转变成了一个实质上缺乏权力的机构。
1956年9月27日，陈云亲自主持了中共八大圆满落幕的闭幕式。
继“庐山会议”落幕之后，陈云以身体抱恙为由，选择隐退，不再出席公众活动。
那个年头，农业最缺粮食，工业最缺钢。所以，“大跃进”的战线上，农业高产“卫星”不断升天，钢产量也要翻一番。结果1958年计划钢产量就从530万吨，一下变成了1070万吨。
彼时，经济学家薛暮桥私下里寻求与陈云的会面，期望他能就“大跃进”期间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向毛泽东进行沟通。
陈云曾言：“时下，不仅毛主席一人热衷，众多领导亦然。若非亲身尝尽艰辛，此等话语恐难以深入人心。”鉴于此，陈云选择了缄默不语。
然而，随着1959年钢产量目标膨胀至不切实际的3000万吨，陈云发声了。
面对3000万吨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亦曾向陈云征询看法。陈云并未断然否决，而是以一组详实的数据回应：英国由年产869万吨钢材增至1655万吨，历时整整17载。言下之意，我国若要在短短一年内将钢材产量翻倍乃至更多，实乃难以实现。
毛泽东权衡之下，遂将目标降至1800万吨。即便如此，陈云亦深感任务艰巨，难以达成。然而，此事不宜过于强硬，因毛泽东采纳建议的限度，陈云始终难以确切把握。于是，他联络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恳请胡乔木不要将
这一具体数字纳入会议公报之中，以免一旦对外公布，调整起来便愈发棘手。
然而，胡乔木并未将陈云的见解转达给毛泽东，反倒是将那些数据公然刊登于报端。
毛泽东与胡乔木
“你只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为何不汇报？”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在即，毛泽东在谈话中坦诚地表示，进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综合平衡的原则。他坦言：“经济建设方面，陈云的能力出众，而我已力不从心。”
但是，本来决定进一步纠“左”的庐山会议，因毛泽东决定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改变了原有议程。由纠“左”向反右的改变，不仅使前一阶段的纠“左”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而且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没有采纳陈云意见，于是，陈云称病休养。
陈云与邓小平共游颐和园，1952年，摄影家侯波捕捉下这难忘瞬间。
在第三次“靠边”之际，毛泽东坚决不赞同“分田到户”的做法。
1962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又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毛泽东不得不于1960年底再次决定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陈云再一次受命负责领导纠正“左”倾错误工作。
“自投身财经工作以来，我从未投入如此之久的时间去研究单一问题。”
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表示：“陈云的这个办法确实出色。”
鉴于曾深受“大跃进”与“大炼钢铁”运动之苦，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过往数年的失误表示了深刻反省，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言道：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曾坦诚道：“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诸多问题尚不为我所悉。”
在七千人大会落幕之后，毛泽东南行，而陈云则出席了由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与的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此举令毛泽东感到不悦，尤其是陈云所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的策略，以及他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伤筋动骨”式大调整，均未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周太和回忆称：
1962年七月之初，毛泽东在接到陈云的来信后，特地与陈云进行了一次时长超过一个小时的深入交谈。
陈云着重指出，在我国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的并存将长期维持。当前，应充分调动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应对农业生产中面临的诸多挑战。
毛泽东未表态。
次日晨，毛泽东怒斥道：
“分田单干”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以及人民公社的解散，它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修正主义实践，关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
问题之提如此尖锐，令听者无不为之震惊。此讯息迅速传递至陈云耳中，他闻言面色凝重，沉默良久，未发一语。
在七八月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九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接连对“黑暗风”、“单干风”以及“翻案风”进行了批判。其中，所谓的“黑暗风”与“单干风”均与陈云先生紧密相连。
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陈云敏锐地察觉到一场政治风云即将席卷而来，而他本人也将成为这场风暴的波及对象之一。鉴于其心脏不适，他决定请假静养。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
此后，陈云再度陷入“边缘化”的境地，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才得以重新回归工作岗位。
来源：中外人福
